曾写下《人到中年》的作家谌容走了。据北京市文联，作家谌容因病医治无效，于2024年2月4日在京去世，享年88岁。根据逝者生前愿望，丧事从简，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，不举行追悼会和任何形式的追思会，家中不设灵堂。


谌容是著名作家、编剧，也是梁左、梁天、梁欢的母亲。上世纪70年代她开始文学创作，1975年出版个人首部长篇小说《万年青》，1978年出版长篇小说《光明与黑暗》。1979年中篇小说《永远是春天》发表在巴金先生担任主编的《收获》杂志上，茅盾先生对该作品点名称赞，称其为“中篇小说出现了初步的繁荣”的代表。

谌容一生创作丰厚，出版的作品还有小说《减去十岁》《懒得结婚》等，收录于《谌容文集》。


1980年，谌容发表中篇小说《人到中年》，迅速引发文坛内外的广泛关注。

巴金、孙犁等一批大家对她白沟河加工网 白沟河网 白沟河网最新接加工 白沟河网最新放加工 图文印刷网的小说交口称赞，黄永玉主动给她的作品插画。这篇小说荣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一等奖，被评为“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最有影响力的40部小说”之一，同名电影荣获第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第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，谌容本人也凭借该片荣获第5届小百花奖优秀编剧奖。

据报道，《人到中年》发表后不到一年时间里，就催生了二三十篇评论文章。1980年3月26日的《光明日报》发表了丹晨的评论《一个平凡的新人形象》。文章称赞《人到中年》塑造了一个感人肺腑的艺术形象——陆文婷。北京市文联发布的讣告也写到，谌容敏锐地触及了一个富于时代意义的社会问题，显示了其艺术良知与勇气，引发了全社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视。

1981年，《收获》杂志在莫干山举办笔会，巴金参加，谌容、张辛欣、吴强、叶蔚林、冯骥才、汪浙成等一批当时风头很健的中青年作家相聚于夷白楼，在浙江土地上留下了文学足迹。


2017年，《收获》6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，谌容回忆，她已经很久没有给《收获》投稿了，“我记得巴老讲过一句话，作家的名字应该署在作品上。参加这个会我挺突然的，我也很纠结来不来，最后还是特想来就来了，主要是为了看看老朋友，另外我想去巴老的纪念馆祭奠一下巴老。我和《收获》的关系益师益友的关系，在我是业余作者的时候，我的第一本作品《收获》发的，在2007年我的最后一个中篇也是《收获》发的。我对《收获》当然是很有感情的，我认为在现代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，一个刊物能够存活60年非常不容易，尤其是《收获》，因为《收获》是一个纯文学刊物，它不媚俗，不跟风，也不拜金，所以我很尊重这个刊物，我也愿意跟这个刊物有很密切的联系，把我的作品给他们。我的责任编辑是李小林，比我小10岁，但是我觉得她眼睛特别尖，在我最初的作品，比如说《人到中年》，我写到四分之一，那时候我还是业余作者，她看了以后给我提了一些意见，然后修改，很多稿件都是《收获》的编辑帮我提出很宝贵的意见，所以我觉得《收获》是帮助了一批作者，推出了很多好作品，我是没有黄永玉老师的勇气，94岁还敢写东西，我现在比他小十几岁，82岁，但是我已经写了东西放在电脑不敢拿出来，我觉得好像不够水平。”

2019年，谌容84岁那年，接受《光明日报》采访，记者以《谌容：以我笔写我心》发稿，写到，“见面的这天，她凌晨2点睡的，起床时已中午12点。起床后，她一边坐在沙发上听古筝曲，一边摆弄着手提电脑看看股市行情。见面约在下午3点——股市停盘的时间。这犹如年轻人的作息是84岁的谌容“随心所欲”的日常。”

以下是《谌容：以我笔写我心》全文：

84岁的她，曾写下《人到中年》。巴金、孙犁等一批大家对她的小说交口称赞，黄永玉主动给她的作品插画，但即使在最火的时候她也鲜少将自己暴露在公众视野中。巴金曾说：“作者的名字应该署在作品上。”她非常赞同，并严格遵守。

见面的这天，她凌晨2点睡的，起床时已中午12点。起床后，她一边坐在沙发上听古筝曲，一边摆弄着手提电脑看看股市行情。见面约在下午3点——股市停盘的时间。这犹如年轻人的作息是84岁的谌容“随心所欲”的日常。

谌容曾经写下《人到中年》。中年时，她已是最知名的女作家之一。巴金、孙犁等一批大家对她的小说交口称赞，黄永玉主动给她的作品插画。可即使在最火的时候，她也鲜少将自己暴露在公众视野中，近年来更是近乎消失了。巴金曾说：“作者的名字应该署在作品上。”她非常赞同，严格遵守，尽量谢绝采访、上封面、上镜头、介绍写作经验。能见到她的原因，一定与作品有关——她的六卷文集即将出版。

成套的文集她没出过，这一次也是在老朋友们的大力“鼓动”下，出版社积极联系，才有此一套。“我跟出版社说，出我的文集要赔钱的。”谌容朗声笑说。舒展的面容，利落的短发，看得出年轻时做演员也足够的美貌，而曾经标志一样的黑眼圈看不出了。

黑眼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身体不好。年轻时因为原因不明不时发作的晕厥，她从中央广播事业局被调到教师岗，最后被放了病假。细腻的情致、好胜的性格、对文学的喜爱和因病而来的宽裕时间，将她推到了写作的道路上。

曾经她病到没有力气为自己的选集写一篇不足千字的序言，但这样的身体里蕴含的能量惊人。

在20世纪60年代的特殊岁月，她一边下放劳动一边“秘密”在油灯下忘我地写作。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，写出的长篇小说不允许出版，她愤而为自己争取权利。

70年代末，社会思潮尚在摇摆，知识分子在文学中还是“被改造者”的形象，她以知识分子的担当写知识分子的处境，敏锐触及了当时十分敏感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。对这个群体的“理想、志趣、甘苦和追求”、他们内心深处的感情她理解得透彻、表达得传神。她自认并没有考虑要“揭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”，只是根据生活中的感受，“不用刻意体验、收集，身边全是知识分子”。

《人到中年》引起了全社会的大讨论，时而赞誉有加，时而开会批判。掌声和批评，她照单全收，然后继续坚持以我手写我心。

“每走一步都是‘置之死地’而又起死回生。”诚如她所说，年轻的人已经难以感受这份坚韧、认真可能会招致怎样的灾难，但不难感受到她对写作的珍视更甚于个人安危。

这份珍视，使得她在那个粗粝的、去个人化的年代，保留着斗争的勇气。同样被保护着的是自己作为人的真心、作为作家的敏感。

如今虽然体力无法满足创作的需要了，可这份敏感仍在。

她随口聊起一部20世纪90年代写的电视连续剧《懒得结婚》，笑称“没什么反响”，可电视剧中的现象如今已经得到印证。

这也许来自于她总是乐于接受新鲜事物。西方哲学思潮传入中国，她研究萨特的思想，写了一本小说叫《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》；写作的工具1993年就换成了电脑；写书法、画画是她的爱好，可也不耽误她现在玩儿微信、刷朋友圈、吃烧烤、网购。

尽管时光在她身边流逝得似乎慢了下来，但这个身体已经做过三次手术：心脏装了两个支架，胆摘了，脊柱也动了大手术。被改变的还有点其他什么。

曾经，她作为一个作者，“最大的快乐莫过于读者喜爱自己的作品”。如今她也淡然了，“忘了我就忘了吧”。作为一个反映人生和社会问题的作家，她心里很清楚，“社会的问题已经变了，下一代人永远在叛逆上一代人，因为时代在发展，要承认这一点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悲欢。我作为一个作者，尽到了自己的责任，非让人家看我的小说，没道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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